关于当代经济发展历史条件的几个问题

——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研究专题讲座第二讲

尹汉宁

（2018年4月25日、6月5日）

黑格尔说：“历史题材中，有属于未来的东西，作家找到了，就会永恒。”研究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理论，首先必须分析历史起点。分析历史起点，绝不仅仅是1949年的经济发展水平。

一、关于多民族统一国家建设的历史

或许我们今天主要不去依据国家学说、国家理论、国家观来评价国家建设的历史，而是从国家建设的实际，从外国人如何看待中国国家建设的历史，以及我们如何看待西方国家建设的历史，并在比较的基础上分析对当代经济发展的影响。

赵德馨先生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一书中有一个判断，即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第一批原生形态的文明起源地和最早形成的国家之一。中国从秦汉开始便是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两千多年来，虽然有过内战和割据，但统一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始终是中华民族的最高价值追求。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中说：“由于公元前221年以前未能统一，统一就成了以后中国政治中的至善事物。”“公元前221年以前几个世纪的混乱，成了以后两千年期间赞许关于统一秩序的理想的原因。”

中华文化、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延绵不绝，从来没有中断过。

作家苏叔阳在《中国读本》中，专门就汉字的优点和历史功绩，作了非常精到的阐述。他说：“人类最古老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目前知道的，共有三种，一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约在公元前3000多年，一是古埃及的圣书字，约在公元前3000年已经很成熟了，再一个就是方块汉字，约在4000年前已经产生。这三种文字，只有汉字越过了漫长的岁月，其他两种文字，都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没有人使用，也很少人懂。”“汉字是唯一在现代最活跃的古老文字。”汉字书面语言要比其他语言简单的多，有人做过调查，联合国每个决议案的五种文本中（包括中英法俄西班牙），中文本最薄。

马克思·韦伯对现代国家有一个定义，大概有四个方面的意思：对法律机器的合法垄断；垄断的地域有确定的疆界；法律和权威具有普遍性；以官僚制为核心的行政组织。他所说的现代国家，应该主要是指他所在的那个时代，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某些西方国家。

在西方的一些知识分子当中，希腊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建立在村社共同体基础上的雅典城邦，对西方国家建设产生深远影响。西方现代国家当中的共和制。一定程度地也受古罗马的影响。

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国家建设的。他这里所指的国家建设，就是马克思·韦伯所讲的现代国家建设。他说：“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国家元素，在公元前三世纪的中国业已到位，其在欧洲的浮现，则晚了整整1800年。”福山在另一本著作《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中说：“中国在秦国统一全国时就发明了现代国家，比早期现代欧洲出现国家，整整早了1800年。”他还说：“如果研究国家的兴起，中国比希腊和罗马更值得关注，因为只有中国建立了符合马克思·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中国成功发展了统一的中央官僚政府，管理众多人口和广阔疆域，尤其是与地中海的欧洲相比，中国早已发明一套非人格化（指不受基于家族关系的身份的限制）和基于能力的官僚任用制度，比罗马的公共行政机构更为系统化。”他进一步说：“中国国家的形成开始得很早，……以马克思·韦伯的标准，中国出现的国家比其他任何一个更为现代。中国人建立的统一和多层次的官僚行政机构，这是在希腊和罗马从未发生的，中国人发展出了明确反家庭的政治原则及早期统治者刻意削弱豪门和亲戚团体的力量，提倡非人格化的行政机构，中国投入建国大业，建立了强大且统一的文化，足以承受2000年的政治动乱和外族入侵，中国政治和文化所控制的人口远远超过了罗马。中国帝王把自己称着皇帝，不叫国王，但他统治的更像王国。”

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说：“声称受天命而统治天下的中国皇帝们不比声称作为神的化身或通过神授的权利，进行统治的欧洲国王们更不可一世，差别在于统治着稠密人口的中国人，不得不发明官僚政府。当罗马帝国仍把公共职务委托给骑士阶级和其他个人时，汉代诸帝开始训练和考核文官，这些人有固定的任期，享受二十等俸禄，并受公文往来，规定的视察和奖惩的严格控制，纸和印刷书籍很早发明，也使唐代有可能制定科举考试制度。中举的士子组成的有才之士都能加入的文官集团——这是古今最伟大的政治发明之一。”

把中西国家建设的历史作一比较，我认为有很大的不同。这对权力结构和治理方式产生深远影响，也深刻影响着经济体制、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

我以为最大的不同是两条：一是国家建设起始时间的社会性质和经济形态不同。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是封建社会早期经历了短暂的领主制经济之后，向地主制经济过渡时开始的。战国时期的李悝、吴起、商鞅变法，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着眼于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着眼于形成地主制经济形态，着眼于构建农耕文明，这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秦的统一奠定了基础。西方国家建设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背景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过程中开始的。与此相联系的是商品生产，对外贸易，殖民扩张。当时的殖民扩张具有深层次的经济原因。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开辟域外市场，甚至为了牟取暴利，赤裸裸地进行鸦片贸易；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为了保障资本的利益，用船坚炮利侵略他国。二是国家建设的结构设计有显著差别，西方一些国家受希腊雅典村社共同体的影响，民族与民族之间结构松散，与中华民族融合的历史传统不一样。比如，中国是单一制国家，西方有些国家采取联邦和邦联制，比如，中国有很强的民族凝聚力，而西方有的国家很容易采取民族自决的方式，分分合合。既然是几个民族松散的联合体，那么愿意就继续在一起，不愿意，便可自行离开。全民公决的思路也与“雅典城邦民主”相关联。比如，中国需要集中统一，包括统一法制，统一市场，西方有的国家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既然是不同部分的联合体，那么，各组成部分经过协商让渡一部分权力给联邦或邦联政府、抑或是中央政府，自然要有所限制。

我认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建设的历史对当代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七个方面：一是先进性和道义高度。先进性体现在西方人所说的现代国家建设早于西方1800年，最早创造了伟大政治文明，道义高度体现在从不以强凌弱，不搞殖民扩张，走和平发展和崛起的道路。对此，我们要有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不能因为近代中国落后了、现在西方生产力水平高，我们就搞历史虚无，有自卑感。二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即令今天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仍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三是需要综合平衡和区域协调。四是家国相联的历史传统和人口众多的国情，要求我们更加注重家庭和民生（美国杜克大学史天健调查——民众心目中的民主其实是民生）。五是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始终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选项。六是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包括高度重视法治、契约的同时，仍然要坚持必要的伦理原则。七是在经济现代化的同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需要现代化。

二、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

在这个题目下面，要讨论三个问题。一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志；二是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间；三是资本主义萌芽催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代条件。

资本主义萌芽，应该是指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有人认为它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有一定范围和规模，不能用一厂一店举例来加以说明；还有人认为，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具有延续性和导向性。除了不可抗力的因素外，会逐步形成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傅筑夫先生，在他的《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一书中，就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或者资本主义萌芽，讲了四个标志。一是商业已经不是单纯的贩运，商业发展了生产物的商品形态。二是由使用价值的生产变为交换价值的生产。三是商品经济与货币经济永远是密切结合相辅而行的。四是为增值价值而进行的商品生产。赵德馨先生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一书中说：“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生的经济现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基本的内容，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雇佣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进行商品生产，无偿占有后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萌芽最先出现在手工业行业当中，开始由个体手工业转变为工场手工业。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是中国史学界特别是其中的经济史学界长期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上个世纪30年代，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70年代到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产生过许多重要研究成果。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准不统一，不同学者看法不一，一度出现封建社会2000多年期间任何一个阶段都有资本主义萌芽。至目前的情况看，关于资本主义萌芽，在两个方面意见是比较集中的。一是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明代的中期或者后期。与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接近。二是如果没有外敌入侵，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经过缓慢发展以后，可以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邓拓在1930年代撰写的《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考察》一文中说：“中国封建社会的体内，已经存在和发展着否定它的母体的因素了。假设当时没有国际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这一封建社会，有可能因在其自体内所包孕的否定因素的发展而崩溃，蜕化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可是外来资本主义的侵入，却截断了这一历史的阶段，使中国经济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而转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做了经典的阐述：“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发生的时间。学者们说得比较多的是14世纪15世纪，甚至到16世纪末。

马克思自己说，他在《资本论》中的好几个地方提到古罗马时期出现过类似的资本主义萌芽。他说：“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独立经营的自由农民，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分离的运动，不仅蕴含着大地产的形成，而且还蕴含着大货币资本的形成，于是有那么一天就一方面出现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另一方面为了利用他们的劳动，又出现了占有所创造出的全部财富的人。”

傅筑夫先生在《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分析了东周后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及其发展。他说：“中国典型封建制度的崩溃，其情况与欧洲封建制度的崩溃过程大致相同。正是由于在东周后期社会经济结构中已经有了资本主义因素，成为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前提，并且这些因素都还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给封建制度的崩溃准备了条件。我们说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结构已经有了资本主义因素，乍聆之下，也许对于这个提法会感到新奇，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出现一些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与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两回事，资本主义因素是产生资本主义的一些历史前提条件，它既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是资本主义萌芽本身。萌芽也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源远流长，经过长时期的孕育发展而逐渐形成，形成之后，仍然不保证一定要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谁都知道地中海沿岸城市是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最早的地方，但是后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不是在这些地方建立。其实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不过是比较发达的一种商品经济而已，只要是一种规模较大的商品生产，使用的雇佣工人，在同一工作场所（在同一作坊或工场），在同一资本命令下，生产同种商品，这种生产就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中国古代由于城市的性质，与欧洲封建时代的城市完全不同，没有那种以限制自由发展为目的的欧洲型（即基尔特型）的行会制度，故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有随时出现的可能。在东周后期——主要是战国时期，商品经济与货币经济的突出发展，大型工矿企业的纷纷出现，特别是规模宏大的冶铁、炼钢、铁器铸造等工业，在生产技术上和组织管理上的高度成就，说明当时的大型工矿企业已具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性质。我们不仅从理论上论证这种可能性，并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个可能性。正是这一股新生力量，对于当时的封建制度，起到了强大的分解作用，并在这个强力的冲击下，使典型的封建制度陷入瓦解。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产生和发展，则这股强大的冲击力量就没有来源，而发生在东周后期那种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就完全成为不可理解了。”

下面我们要着重讨论资本主义萌芽催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代条件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有几段话讲到社会变迁的时代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在1882年《宣言》俄文版序言中指出：共产主义宣言（所指的就是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他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说，如果俄国继续通过农奴制改革走向资本主义，“那他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波折。”同样在这封信中，我们过去比较注意上面的这段话，而不太注意马克思在后面所举的古罗马的案例。马克思说，古罗马出现资本主义因素之后，“其结果怎么样呢？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里‘白种平民’更卑贱，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情，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会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另外我们再看一看傅筑夫先生对中国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典型封建制度的崩溃，其情况与欧洲封建制度的崩溃过程大致相同”。“在欧洲。当发生这样的变化时，是在十四、十五世纪，即资本主义产生的时期，”最终也产生了资本主义。而中国发生这样的变化是东周后期。最终结果是由“领主制变为地主制”，由典型的封建制度转变为变态的封建制度。“成为一种含有若干资本主义成分的封建制度。”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萌芽，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西欧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时间正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其结果是催生了资本主义制度。古罗马的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在奴隶社会背景当中，所催生的是奴隶制经济形态。傅筑夫先生所说的东周后期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发生在封建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其结果是领主制变成了地主制。所改变的只是封建社会的特点。俄国的农村公社，以及资本主义因素，发生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十月革命就催生了社会主义。

结合时代条件分析资本主义萌芽，可以给我们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于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其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这符合历史的内在逻辑。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没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超越，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无法超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除了强调“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外，还客观和充分地列举了资本主义曾经发挥过的“非常革命的作用”，其中特别强调了生产力的大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所以要更加注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充分运用资本主义社会使用的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

三、关于中国地主制经济形态

对中国封建社会起始的时间，史学界有不同说法；有的学者把中国封建社会与西方封建社会作比较，认为秦汉以降的封建社会是变态的封建社会，或者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封建制度（傅筑夫）；但是对秦汉以来的地主制经济形态，学界倒有一致的看法。

地主制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主要的经济形态，或者是主要的生产方式。傅筑夫先生在《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指出“早在东周后期，就发生过巨大变化，并且在当时还是一种天翻地覆的大变化。”这个变化最重要的内容是，“井田制的崩溃和以自由买卖为基础的土地私有制的代兴。”也就是由领主制变为地主制。班固在《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中说：“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志，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佰，贫者亡立椎之地”傅筑夫先生和不少的历史学家认为领主制经济是封建社会典型的经济形态。领主制经济特点是。“田里不鬻”，土地不能买卖。“庶人”即农奴，劳役地租。西周开始的井田制被认为是中国典型的领主制经济形态。地主制经济的特点是土地私有，能买卖，租户农民有人身自由，地租是实物地租。

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说：“封建主义这个词，就其用于中世纪欧洲和日本来说，所包含的主要特点是同土地密不可分。中世纪的农奴是束缚在土地上的，他自己既不能离开也不能出卖土地。而中国农民则无论是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可自由出卖或购进土地（如果他有钱的话）。”（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P26）

傅筑夫先生在《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对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难以催生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了深入的分析。我以为，他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地主制经济的，与此同时，他还从生产力或生产方式的角度，分析了小农制经济。

傅筑夫先生说：“从战国起直到近代，历时2000多年，社会经济的基本结构形态，始终是小农制经济，这样的经济结构，不但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全部历史时期内没有发生过变化，就是在鸦片战争过了很长时间之后，虽然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强烈震撼冲击之下，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是它仍然苟延残喘地延续下来，并没有倾圮（pǐ）或崩溃，可以说，小农制经济是与旧中国的历史相始终的。”

“小农制经济的形成是土地兼并的必然结果，是随着土地私有制的确立而确立的，战国以后土地制度没有再发生过任何质的变化，土地私有成了社会经济的不变基础，小农制经济遂成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核心。”

“土地兼并本是土地私有制度的一种必然相随而至的占有形式，而由这种占有方式所决定的土地经营方式，又必然是小土地经营，马克思称之为‘小块土地所有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小农制经济，这种经济结构的形成和长期存在，决定了中国历史的面貌和发展方向，成为中国变态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一切社会经济问题，无不直接间接与此有关。”

“土地兼并是土地集中过程，通过土地兼并，把分散在许多人手里的小块土地，合并成为大地产，但是土地所有权的集中，不等于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在中国两者是一种相反的过程，随着土地不断集中，经营规模则在不断缩小，这与圈地运动以后的英国情况是完全相反的。英国的圈地运动在性质上也是一种土地集中过程，是将分散的小地产合并成为大地产，随着这种合并而产生的是租地经营的农业资本家的出现，他们用货币资本来向地主承租大块土地，以经营城市工业的方式来经营农业，这是向农业投资，是把货币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整个变化是农业资本主义化的过程。所以英国的土地兼并——圈地运动，就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基本环节。”

傅筑夫先生分析了中国的不同，他认为，小规模经营的原因，从所有者看，是多子平分财产的继承制。另外也是最重要的，“土地的直接生产者和土地经营者主要有两种人，一是佃农，二是自耕农。无论是佃农还是自耕农，其生产和生活条件都是非常贫乏的，两者基本上都是穷人，而在全体农民中占最大比重的佃农更是贫困不堪，他们没有佃耕大片土地的能力，加之以极端残酷的剥削，又使他们有能力也不敢多佃。自耕农则由于缺乏充足的资力来购买大量土地，故被称为小自耕农。这样不论是佃农和自耕农，都不能经营大型农场，而只能是小规模。”

地主制经济或小农制经济，与当时的农耕文明、封建制度相辅相成。

赵德馨先生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一书中说：“中国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以及农民人身自由和流动，使得地主经济对农业发展和商品经济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大一统国家的经济职能，对经济具有较强的调控能力，以及大国所具备的发展空间和回旋余地，扩大了这种包容性。”

冯天瑜先生在《封建考论》中把地主制与宗法制、专制帝制结合起来分析。他说：

“地主制需要借助宗法制度维系力量，这是巩固农耕经济及其社会秩序的一种内在要求。”“地主——自耕农经济，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自然经济是高度分散的、封闭的，需要一种综合机制，去实现某些大目标，（如兴修水利，开辟道路交通，抵御异族入侵，维护社会秩序等），于是君临一切的，强势的专制国家，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广阔地基上巍然耸立。而专制君主政治，则多把地主视作可靠的依凭阶层，秦汉两代均明令商人不得为官，又明令无产者不能择补吏。此即汉景帝所谓‘有市籍不得为官，无赀又不得为官’。那么什么人既有资产又非市籍经商者呢？当然只有地主，地主成为专制帝王选拔官吏的基本群体，隋唐以下实行科举制，虽无身份限制的明文规定，但能长期接受儒学教育，又孜孜不倦的追逐仕途的，主要也是那些有产的而无市籍的地主——自耕农子弟。‘耕读传家’成为许多地主——自耕农家庭自诩之语。当然，唐宋以下商人子弟渐入科举行列，读书进仕者也不在少数。”

由上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东周后期的重大变革，由领主制向地主制转变，尽管出现资本主义因素，但当时不具备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条件，难以生成出资本主义社会。地主制相对于领主制是历史进步，在当时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二是地主制经济是与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在农耕文明时代，又与地处内陆、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相契合，与大一统的国家建构相依存。三是依托地主制经济，中国古代的发展领先于世界，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条件形成后，地主制经济的历史局限就逐渐地暴露出来了。四是在地主制经济内部是可以不断地滋生资本主义因素的，也会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不过是资本主义因素成长的难度更大一些。但中国封建社会时间长和“超稳定结构”的原因，并非完全由于地主制经济，还应结合国情、伦理文化传统、上层建设的其他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五是两千多年的地主制经济对当代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要下更大的决心开放，要着眼于推动社会化大生产格局的形成，要解决好农业中“小生产”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要继续深入探索类似于“双层经营”这样的经营方式。要解决好现代化与人的关系。要克服封闭、保守、狭隘、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和思维的消极影响。

四、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

我们的今天是从昨天走过来的。近代社会的性质决定革命的性质，也必要会影响到当代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

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发生了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国民党理论家陶希圣等学者，发表文章，谈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陶希圣亦学亦官，是那个年代的思想史和经济史专家，主张中国是内生的资本主义。他认为当时中国社会是金融商业资本之下的地主阶级支配的社会，而不是封建制度的社会，因为中国在周朝末年，商业资本主义就开始发展起来了，中国农民问题是资本问题一面。严灵峰、任曙等人强调的是，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下，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上个世纪20年代末，陈独秀反对斯大林，倾向托洛斯基一派，认为经过大革命，中国基本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当时的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稳定发展的时期。中共应停止武装斗争，静待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到来。陈独秀三次致信中共中央，申述他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的看法。其中1929年8月5日发表的《关于中国革命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最为系统。他说：“中国地主阶级已经努力资本主义化，封建剥削已经不是农村中的主要形式，所以现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反封建势力的斗争，而是反各种各色的资本主义的斗争。”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恩格斯最早使用“半封建”一语，他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一文中指出。德国的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在1840年以后，“再也不能在半封建半官僚的君主制的压迫下继续消极忍耐了”。这里的“半封建”，与“半官僚”相对应，显然是指残存的中世纪式的封君封臣，政权分割的制度。

列宁指东方国家为半封建，则是从泛化封建观演绎来的名称。列宁将泛化的封建观提升为普适性范式，用于分析亚洲（包括中国）社会，认为近代前的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又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其社会形态则可称之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912年7月，列宁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说：“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他在1916年初写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一文中说：“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半殖民地的国家……。”

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陈独秀最先提出半殖民地，蔡和森最先提出半封建，时间是1922年。把半殖民地半封建连起来说得最早的是蔡和森。他在1926年底，在给莫斯科大学中国学员作《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报告中讲：“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是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尚未成功，而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共产党不仅负有解放无产阶级的任务，并且负有民族革命的责任。”同年9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所以“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持的基础。”这是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深刻分析。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人们包括共产党在内，对于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的认识又变得模糊起来。正如李维汉同志回忆说：“大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还没有统一认识，有待于澄清和解答，否则就不能适应历史前进的要求，例如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它是由什么来决定的？”（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39页）1927年的“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的右倾错误，之后，又批判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的“一次革命论”的“左倾”思想。党的“六大”正确揭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关系，深刻地说明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张闻天指出：“中国农村中主要的经济生产方法，还是手工业的，而不是机器的，还是封建式的生产，而不是资本主义式的生产。”（《张闻天文集》第1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78页）“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只能破坏中国经济，而不能发展中国经济，它只能使中国的经济殖民地化，而不能使中国的经济独立发展。”（同上，第199页）当时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主流思想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占得大的区域，在中国经济中并没有压倒的势力，并不代表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

李泽厚先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说：“上个世化20年代末30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显然以共产党人的论据论点最符合当时中国的现实。中国社会基本上建立在农村经济的基础上。而农村基本上仍是封建的土地制度，以地主对农民的超经济的地租剥削为主体，帝国主义开始侵蚀但并未瓦解更未消灭广大农村的自然经济；中国是那么大的国家，农村地域广阔，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影响和渗透毕竟还局限在沿海和大中城市的周围农村，远没有取得全部统治和主宰、支配地位，所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再一次科学的被肯定，从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已经明确无疑了，这确乎是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当年实际的创造性的理论产物，也是这场论战的特大收获。”

这场论战有别于20年代发生的“科玄论战”。在“科玄论战”中，陈独秀还在呼喊要用唯物史观来解释人生问题和树立“物质一元论”，亦即唯物史观的科学人生观，要求把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他当时在同辈学人中还相当孤立。这次论战的背景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声势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愈益扩大，所以论战的双方，无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都大体接受了马列主义基本学说，并以之作为论证的依据。论战的各方共同使用如“帝国主义”、“封建制度”、“阶级关系”、“商品经济”等概念。所使用的词汇也基本上属于和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的范围。

由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论战所涉及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不是一种单纯的独立的经济形态，而是一种动态的、复杂的、过渡性的经济，不能用简单的数量来衡量，更不是0.5+0.5。

回顾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论战，深刻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定位，一是有利于我们理解取得革命胜利之后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理解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甚至理解改革开放。二是理解1952年毛泽东同志建议，中央提出的“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尤其要理解其中“相当长的时期”和“逐步”的判断和要求。理解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三是理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所指出的，“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化一。以致长期遗留一些问题。”“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恰当。”四是理解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五是理解建立完整的工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重要性。

五、关于当代经济发展的生产力基础

我们现在很难看到1949年及之前的完整的、权威的统计资料，只能通过专家收集整理并公开使用的一些数据来说明问题。

赵德馨先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66）》中指出：“在1842至1949年间。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他是新中国经济取代的对象。”为了明白新中国经济是从什么样的基础上前进，旧中国留下的是怎样一份经济遗产？他列举一些数字：

“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手工劳动创造的价值所占比重，1936年是89.2%，1949年是83%，手工劳动生产的产品，在社会总产品中占了3/4以上。古老的、中世纪的生产力占统治地位。1949年，近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很小。在1936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总产值占34.9%，其中近代工业只占10.8%，1949年相应的比例是30.1%和17%。在近代工业中，重工业的比重很小，据估算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产值占的比重，1936年是23%左右，1949年是28.8%。1949年，中国人均占有量与1950年的印度相比，电力，印度为中国的1.7倍，钢为13倍，棉布为2.75倍，旧中国的生产比长期是殖民地的印度还要落后。1949年，比以往年代最高产量对比，电力只有72%，煤45%，石油38%，生铁11%，钢锭16%，钢材18%，水泥31%，棉纱72%。棉布73%，纸90%。从1937年8月到1948年8月，物价上升600万倍。”

“1949年农业创造的国民收入是245亿元（折合新人民币），占国民收入总额的68.4%，粮食总产量11318万吨，单产每亩68.5公斤，棉花总产量44.4万吨，单产每亩10.5公斤，油料总产256.4万吨，单产每亩42公斤。按人均计算，每人占有粮食209公斤，棉花0.8公斤，油料4.75公斤，这样的单产和人均占有量，决定了农业收入中可以用于积累的部分是很小的。以1949年的农业总产值为100%，农业各部门之间的状况是，农业占82.5%，林业占0.6%，牧业占12.4%，渔业占0.2%，副业占4.3%。全国总人口80%以上的人，忙于生产粮食棉花，同时还要进口粮食棉花，尽管如此，大多数劳动者，依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1949年人均国民收入，西欧是473美元，美国是1453美元，整个亚洲平均为40美元，其中日本100美元，印度57美元，中国27美元，在亚洲倒数第一。”

帝国主义依据不平等条约取得多种特权，在中国办工厂、矿山、银行、商店、铁路等等。它们在国民经济中形成了一种经济成分，直接间接控制中国经济命脉。“1948年，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资本合计为30.989亿美元。其中，美国为13.933亿美元，占40%以上。另有未转作借款部分的‘美援’，估计约40.092亿美元。”

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或曰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其力量总的来说是微弱的。“1948年有民族工业企业12.3万户，职工人数164.38万人，资产净值20.08亿元（折合新人民币）。”（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144页）

赵德馨先生说：“旧中国尽管地广人众，自然资源丰富，但在鸦片战争之后，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逐步由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变成一个依附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领土上绝大部分地区的经济，由封建制经济形态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生产力落后，所有制结构多层次，经济上依附于帝国主义及世界市场，国民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残酷地压迫和剥削着广大中国人民。到1949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面临全面崩溃。”

有历史学者围绕中国的发展，同时使用了“近代化”和“现代化”的概念。我理解，对于中国而言，确实近代大大地落伍了，中国要现代化，需从近代与世界的差距补起。因此，对于中国而言，近代化应该是早期的现代化。

马敏同志说：“近代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产业结构中，新兴工业的比重超过传统农业的比重。使社会由农业国进入工业国，譬如，英国在18世纪末率先实现工业化之后，整个工农业生产的比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821年，英国农林渔业，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从1770年以前的40%下降到26.1%，工业比重从24%上升为31.9%，超过了农林渔业。日本的工业化在明治维新后开始起步，工业产值在1910年达到了56.4%，首次超过农业产值43.6%，意味着日本在20世纪初已初步实现了近代化。”

“1949年以前的中国早期现代化，或近代化，是一个被延误的现代化，和失败的现代化。到1949年为止，中国远未实现向资本主义工业国的转型，仍是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1949年全国解放时，中国近代生产设备，包括（工厂，铁路，矿井等），仅合人民币128亿元，抗日战争前，中国近代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左右，而农业和手工业产值却占到了90%左右，到1949年，中国近代工业产值还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而早在1913年，俄国近代工业产值就已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2.1%，1949年的一项中国、美国和印度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比较表明，美国的钢产量是中国的447.72倍，印度的钢产量是中国的2.8倍，美国的生铁产量是中国的199.29倍，印度的生铁产量是中国的6.56倍，美国的原油产量是中国的2074.33倍,印度的原油产量是中国的2.08倍，美国的原煤产量是中国的13.63倍，印度则与中国持平。这些数据表明，旧中国工业生产水平，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工业国美国，即使同不发达的农业国印度相比，也存在一定的差距。”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一直到清朝的中期，中国在世界上还是领先的。其理由是1820年中国的生产总值仍占世界的1/3。赵德馨先生研究的一组数据与这种观点有出入。他说：

“中国经济，无论是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还是人均占有量，在11世纪是最先进的国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中说，公元1000年（咸平三年）中国GDP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GDP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400美元。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钱穆的国史大纲论宋朝积贫积弱过于简单。）15世纪以后，在世界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中，地位逐渐下降，18世纪中叶，降到了中等发达水平，从18世纪后期起，降至世界平均水平以下，1820年中国人均GDP是世界人均GDP的80%，开始滑入了落后国家行列，但经济总量仍处前列，18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GDP的比重是28.67%”。（《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占33%）

从1949年的生产力状况看，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中国仍然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国。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说：“没有其他国家在全力向现代工业化冲击之前，具有人数通常为它两三倍的如此众多和稠密的农村人口。”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具有过渡性。三是战争创伤，秩序混乱，面临全面崩溃。

从当代经济发展的生产力基础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摆脱贫困，赶上时代，不仅是领导人的情结，同时也是中国人的人心所向。二是不同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任务，但工业化、现代化客观上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主线。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新走到世界前列，是中华儿女最伟大的梦想。四是保持清醒头脑，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即本世纪中叶，中国只能达到中等发达水平。五是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近代又遭受外敌侵略，我们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不靠殖民掠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现代化，具有道义高度，是世界奇迹。

关于当代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可以列举很多条，甚至难以穷尽，但仅从以上五个方面看，就会给我们以深刻的历史启示。这五个方面不仅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且会深刻影响到当代经济发展的全过程。

通过这五个方面的分析，也告诉我们，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完全按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提供的苏联模式，是行不通的；靠适应西方国家实际的西方《经济学》，也不能解决中国当代经济发展中的所有问题；二战之后借重《发展经济学》、靠出口加工崛起的中小国家和地区所树立的样板，也不完全适合中国这样具有独特历史、超大型的国家。中国必须从自己的历史和实际出发，在充分吸收和应用人类文明成果的同时，坚定不移地走具有自身特色的道路，形成“中国方案”，创造新的具有道义高度的中国文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