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东西湖围垦

    1957年我从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系毕业，首先分配到四川重庆大学，但和我同班的四川同学却分到武汉PG电子麻将胡了平台财经学院（我校前身）。分配名单一公布，四川同学就要求和我对调工作地点，我没意见，组织上也同意。这样我就分配到了中南财院。

    7月初我就到PG电子麻将胡了平台财院报到，接待我的是人事处处长戴重远同志，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大姐。她对我来中南财院工作表示欢迎，并在询问我的基本情况后说：“现在学校放暑假了，住处和具体工作单位不能马上安排，你先回家度假，八月份你回来后我们会妥善安排的。”于是我离开人事处到校内转了一圈，并找当时在该校工经55年级学习的初中校友了解有关情况，结果使我初步感到，我虽从华工到财院，环境变了，但并不感到生疏，这里的老师同学很好，待人热情，使我有“宾至如归”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觉。这样我就愉快地回家度假了。

    八月中旬回校，戴重远处长告诉我：“住在八号楼（现医院西边，已拆），到工业经济系搞教学，具体任务去找系主任区宗华先生商量。”她送我到系里向区主任介绍。区主任对我来工经系工作也表示欢迎，接着向我介绍系里情况。他说：“工经系有三个班，即机械班、冶金班、纺织班，也就是机械、冶金和纺织三个专业，今年除你外，还从郑州调来教纺织的许伟老师，从北京钢铁学院毕业的周宝庆，从上海纺织学院毕业的冯恩夔，他们三人将于九月初来校。你是学机械的，你就从事机械专业工业技术课程的教学工作。”区主任还介绍说：“工经系机械班的教学计划是按苏联该专业的培养目标制订的，毕业后主要到工矿企业工作，我校几乎亦然。我们的工科教学条件很差，不能和华工相比，例如没有实验室，更谈不上教学工厂，没有教学模型和教学挂图，更没有现成教材；学生来源也广，有高中毕业的，也有调干的；学文科的学生比学工科的学生数理化基础要差一点，甚至还要补课，当然各有所长。我们没有工科教师，此前技术课程是聘请工科院校的教师来讲，讲了就走了，请不到的只有缺着或者取消，你们来了救了我们的燃眉之急。”看来区主任对我们的希望不小。

    我静静地听着区主任的介绍。心里却犯着嘀咕：教学条件这么差，今后一定困难多多，我是不是刚开始工作就走错了门？但要想改换门庭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了。好在当时“一切服从组织安排”的思想占了上风，在困难面前没有打退堂鼓。只有接受任务，用边学边干的办法，摸着石头过河去迎接未来，尽量不降低区主任对我的期望值。

    工经系机械班的工业技术课程很多，好在我都学过，而且深度和广度都超过财经院校的要求，但要教好课就没有把握。经过综合考虑，为了符合循序渐进的教学规律，我首先讲授《工程力学》，为后续的《机械原理与零件》等课程打下基础。为此我在教学过程中抓住下述教学环节。

    1、自编教材。《工程力学》教材内容是以文字和插图作为载体的。其中插图占很大版面。很多插图要用手工绘制出来。当时印刷厂因用量少不便铅印，只能刻蜡纸油印，这不仅给刻蜡纸的人带来困难，而且校对时给我也带来不少麻烦。如在改错时把蜡纸划破了，就得返工重刻。当时是边写教材，边刻蜡纸，边油印，印完一章二章马上发给同学上课。

    2、重点搞好课堂教学。课堂教学是基本的、主要的教学环节。有人说，唱戏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上课虽然不是唱戏，但课前认真的准备是极其重要的，是不能马虎的。何况我是新手没有任何教学经验。因此我把讲稿写好后，除基本背得外，总要反复试讲几次，总是请许伟老师听讲，有时听两次三次直到他认为讲得可以，我才真正上讲台面对同学。我要许伟为我把关，避免到时卡壳。

    3、多画示意图多写黑板。教材中要讲的简单插图，我课前在黑板上试画几遍，正式上课时又提前在黑板上安排好板面并把插图提前画好，节约课堂时间。对于复杂的挂图就事先在家里画好，上课时用架子挂起来。一个学期结束我曾画了三四十幅图。为了同学记好笔记，板书可写多点，字写大点，清楚一点，有条理一点。

    4、搞好辅导。我的课总是有作业。当时学校也每门课安排辅导时间，通常在下午或晚上在学生宿舍进行。我充分利用辅导机会接触同学、了解同学的学习情况。对学习有困难的进行个别辅导，如果有较多的同学有困难，则找教室进行集体辅导，同学自愿参加，随时提问。改作业时是错了的不打错号（×），而打问号（？），发回作业本时，对有问号的地方，当面指出错在什么地方，这种改作业的方法，受到同学的肯定和欢迎。后来我在讲授《机械制图》课时，改作业也延续这种方法，取得了更好的效果。同学的每次作业我都以5分（5分相当100分）制方法登记在册，课程结束时占总成绩的20%。

    经过一个学期的师生共同努力，天道酬勤，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了，期未考试获得较为理想的成绩，师生建立了真挚的感情。当时这个班的广东同学特别多，毕业二十多年后，他们在广州聚会，铅印了一本花名册，把我的名字也列于其中，寄给我一本。他们的名字和音容笑貌当时我还能联系起来。一位老师见到这本花名册后羡慕地对我说：“你的桃李遍广东啊！”我听了感到由衷的高兴。

    1958年寒假，我准备和现在的老伴，当时的女朋友李荷华（初中时代校友），利用寒假回家的机会彼此见见对方的父母。就在回家的前几小时，突然系负责人告诉我：“寒假过后全系师生要去东西湖围垦，你不仅参加，而且作为先遗队员，春节一结束，就提前去东西湖，为大部队作后勤准备。”这样我就留在武汉过春节。李荷华对此表示理解，并说寒假后他们学校也去围垦，但可回家过春节。

    三天春节假一结束，我和贸易经济系的先遗队员应谷声同志立即奔赴东西湖围垦工地。我俩的任务是清理前批某单位（非本校）围垦留下的工具，如扁担、篾筐、绳索、夯、铁锹、镐等。对坏了的工具进行修理，不够的向工程指挥部领、借补充。此外对住宿的工棚进行检查，漏雨的地方进行补修；用稻草把床铺加厚等。这些工作看起来是简单小事，做起来是足够麻烦的。例如修理的工具和材料要自己想办法解决，然而工地春节后无人，指挥部仅仅留人值班。要借要买都没地方。

    我们的工作地点就在堤上，天气寒冷、地上冰冻、寒风刺骨、双手一伸就冻得红肿、冷得发麻，工作起来不听使唤。特别是应谷声同志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当口中呼出来的热气遇着冻冷的眼镜玻璃，马上就凝结成水珠，模糊得见不着东西，他总是边擦眼镜边工作，是足够麻烦的。

    当时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住在堤上的工棚里，工棚是帆布盖的，四周用篾垫围起来，但到处百缝千窗，仅仅顶部能防防雨，工棚内外温度相差无几。夜晚很冷，我和应谷声同志第一夜开始各睡各的，睡后觉得带的被子很单薄，简直不能防寒，我俩一合计，把两套被子加起来两人同床异枕，才进入梦乡。但好景不长，半夜工棚顶上的帆布被寒风吹得掀开一角，寒风习习，我们只得起来，拿着电筒找根绳子把帆布系牢，才再就寝，一个寒夜经过几起几落的折磨，使我们无法恋睡，天老爷第一天就给我俩一个下马威。我们进餐都在堤上，吃的都是不冷不热的饭菜，菜也是腌辣罗卜，我们笑称为“冷盘鸡丁”。早上起来在田沟取水洗脸，晚上很少洗脚，即使劳动出了大汗晚上也无条件洗澡。我和应谷声同志经过几天的紧张工作，工具基本上修好了，工棚也检查无事了，只等待大部队的到来。

    不几天大部队在红旗的指引下，浩浩荡荡的乘卡车来到围垦战场，我和应谷声就和他们一起劳动。围垦的任务是挑土、运石、打夯、筑堤。挑土的工作量最大，我们青年男子汉，总是一担挑四筐土，往返都跑，觉得跑得越快担子越轻。女同胞弯腰曲背挖土、装土、送水，他们的劳动热情和工作强度不亚于男同胞。打夯的任务是把堤上的新土压紧。这就靠打夯队，他们五人一队共用一个大夯，劳动时一人领唱，其余四人齐声高歌，把夯举得越高，冲击力就越大，堤就筑得越牢固。打夯的劳动强度很大，但人多热闹，歌声笑语，有时忘记了疲劳。

    当时参加围垦的大专院校很多，到处是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歌声嘹亮，一片战天斗地的景象。

    围垦期间，白天劳动，晚上坐在堤坡上看电影。当时李荷华的围垦工地离我们不远，我们总是在一起看电影。有一个晚上放《柳堡的故事》，主题歌是《九九艳阳天》，其中的歌词我还记得几句。

   大约十天左右，任务完成了我们愉快地返校，走进了教学园地。

    1958是我国大跃进的一年，为了在工业特别是钢铁产量上赶英超美，当年在全国掀起全民大办钢铁的高潮。我校不能另外，工经系更是不能袖手旁观。这是因为我系有教冶金、机械、电工和纺织课的教师，如周宝庆、冯恩夔、许伟等。论技术力量比其他系、处强些。如是我们几位青年教师，立即组成技术攻关小组，推举教钢铁冶金的周宝庆为“总策划师”。众所周知，炼钢首先要有铁，铁又要用铁矿石和焦炭在高炉中炼出来。高炉又要有鼓风机。而是我们进行分工：周宝庆负责建设高炉，实际就是找一个汽油桶；冯恩夔负责采购铁矿石和焦炭；许伟和我负责制作鼓风机，实际就是作一个打铁炉用的风箱。开始我和许伟又进行分工，他负责风箱设计，我负责借木工工具和领木料，在都准备好后再一起制作。

    经过攻关小组协商分工后，就各就各位开始工作了。

    制作风箱的地点就在工经系工业技术学的陈列宝。室里的工作条件很差，室内不通风、空气很差、灰尘很多、光线很暗、地方很窄。条件差是其次，但时间紧，我们对木工技术是一窃不通。风箱表面看起来简单，作起来却特别复杂一样。我们只有边学边做，秉着“人一能之几百之”的精神，每天十几个小时，日以继夜的工作。有时几乎没有到食堂吃饭的时间，当感到饥渴交加的时候，就啃着冷馒头喝着自来水。记得当时虽然已经立秋，但天气仍然很热，虽然穿着短裤背心劳动，但一锯木板、钻孔、就汗流浃背。特别是晚间，秋蚊嗡嗡，叫得讨嫌，咬得难受。高度近视的许伟，拍打脸上的蛟子，经常把眼镜打飞了，要在木屑中再模找眼镜。有一次眼镜掉在字纸篓里，找了半天才找到。

    经过紧张的几天几夜 ，总算把风箱的零件大部分做好了，但组装时就是装不起来，一检查有的尺寸有错误，例如眼镜近视的许伟同志，把“6”字看倒了当成“9”字下料就是一例。装不起来不得不返工。第二天周宝庆来到我们的工作室，他先不问我们的工作进度，却只谈他设计的所谓高炉的情况，他说用汽油桶代替高炉，怕冶炼时把汽油桶烧穿，也不安全；如果在汽油桶内铺耐火砖，桶内有效体积会大大缩小，产量太低，完不成上面所交的任务。对此我们三人都无可奈何。

    后来两天，听说校内有的单位炼出铁出来了，我们去参观取经，到现场一看原来不是用铁矿石和焦炭冶炼出来的，而是用拣来的废钢铁在打铁炉式的炉中熔化而成的铁水，冷却后就象干泥巴。明眼人一看，杂质多，硬度和强都比不上原来的废钢铁。

    再后来，也未听到我校有人炼出合格的钢铁来。还据说，当时主持全校工作的副校长李光斗同志讲：校办钢铁，铁路、交通、运输也不好解决。不久我校改称湖北大学了。大办钢铁的事也不了了之。我们的风箱也半途而废。学校转入正常教学轨道。

    校办钢铁一开始，周宝庆和我们几位青年教师是有看法的。但在当时“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和“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的口号激励下，我们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事，遗憾的是今天的“科学发展观”整整迟到了半个世纪。

    从1959年春开始，一年多的时间我先后讲授过《机械原理与零件》、《机械制图》和《热源动力学》（包括锅炉、蒸汽机、内燃机等内容）三门课。教材没时间编写，就采用工科院校的有关教材，内容则根据专业要求进行增减。但教学工具，如教学模型和教学挂图无法解决。当时不仅无钱购买，有钱也难买到合适的。为此，我开始自己做几个模型带到课堂讲课示范，同学感到具体、直观效果较好。但一个人做模型力量有限，满足不了需要。当时教工经59年级的《机械原理与零件》课程，恰好是大跃进时代，经常停课搞活动，同学们提出自己制作模型，我非常高兴，如是我也主动画些简单的立体图和示意图，或者在教材中选些插图给他们手工制作，每个同学制作一两个模型，时间不限。不几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精神和想象能力。分别用木料、塑料、硬纸板、泥巴甚至冬瓜等材料，做出了各种材质的模型，其中木模最多，最后还用油漆涂出各种颜色，简直可以办个小型模型展览。至于复杂一点的模型，就利用到工矿企业参观实习的机会，收集报废了的零部件，如各种齿轮、螺杆、渦杆渦轮机构、凸轮机构、蒸汽机模型、锅炉模型等，征得接待单位同意买回来作为教学工具使用。

    至于画教学挂图的任务则完全由我来负责，众所周知，人的身份证是由文字（姓名、性别、出生、住址和身份证号码）和照片作为载体来说明人的基本情况的，没有照片就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身份证。机械工业技术课程的教材是由文字和插图两部分组成，如身份证上的文字和照片一样，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课堂教学只有教师讲解，没有把插图画成较大的、能挂在黑板上的挂图，那么无论对教师的教，和同学的学都会带来很大的困难。

    为了解决上述教与学所需要的教学挂图，我就利用寒暑假的集中时间傲着严寒，或耐着炎热，绘制了大批的教学挂图，平时则利用零星时间绘制一些补充挂图。三门课的教学挂图加起来大小共有两百余幅，基本上满足了教与学的需要。

    通过制作教学模型和绘制挂图的过程，对同学而言提高了动手能力，增加了感性知识，培养了学习兴趣。对我而言，有机会接触同学，了解教学情况，提高了绘图能力，积累了课堂的板书经验，同时也是最好的备课过程。遗憾的是，1970年末，湖北大学在文化革命期间撤消了，教职工被分散各地。我被调往武汉工学院（现武汉理工大学），两年后我又被调回来，然而我和同学们花不少心血制作的教学工具，在湖北日报和湖北省歌舞剧团进驻我校时，学校在搬迁过程中，不知为何完全丢失了。我想如果这些教学工具还保留在的话，虽然有电化教学、电脑画图等现代教学手段，它们的使用价值不大了，但当时师生的自力更生、勤俭力学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