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牛永年同志

飞月：你好！
    读罢你写的《难忘的往事》，即刻被你似海深情的父女情感动了。你在这里写的已不是简单的往事，而是无法忘怀的感情。这种感情也不是一般的感情，而是在党和国家遭到破坏的特殊时期，一个被人陷害的久经考验的老共产党员的家庭，在危难时所难忘的父女情。你在这里叙述的往事也不是一个家庭的痛苦，它反映了一个特殊时期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苦痛。所以我认为你的《难忘的往事》不仅使我们这一代人，从刻骨铭心的痛苦中看到了“人间自有真情在”，也更深刻地体会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和谐社会的可亲和可爱。
    你的父亲牛永年不仅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而且是我尊敬和热爱的领导。随着交往的增加，他又成了我的兄长和知己。
    1949年6月，武汉刚解放，武大地下党送我们经济学专业毕业的7个人来到革命大学----中原大学政治学院，学习有关党的理论和政策。11月留校到财经研究室任教员。不久财研室与政研室合并成立研究处，由江涛任处长，牛永年任秘书，贾清波任办公室主任。我在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教政经济学课程。不几天，永年同志找我到他的办公室，从问寒问暖到家庭情况，以及在武大的学习情况后，他主动的告诉我，你在武大表现不错，参加的社团都是进步社团。在政治学院学习时，学习努力，进步很快。现在你已入团又担任政治经济学教学的重要任务，希望严格的要求自己，靠拢组织，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牛秘书和蔼可亲的谈话，对我的信任和关心，使我感到十分温暖，并看到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这不仅鼓励了自己，而且使我体会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1952年开展三反五反，首先要求大家对党的干部提意见。开始时大家都不提什么意见，永年同志找我谈心，问我为什么大家不积极帮助党整风？我说大家认为老同志都是枪林弹雨里冲出来的，不好提意见；又认为给领导提意见将来会被穿小鞋的，所以，都不提意见或只提点鸡毛蒜皮的意见。永年同志与我讲了党群关系和党整风的目的与要求，并将我带去见了潘梓年校长。潘校长了解情况后语重心长的与我谈，你们才进入革命的队伍，有些事不理解，有些雇虑可以理解，但你是团员又是讲政治理论课的应该带头。后来在党员带头下，我们积极协助整风了。一年后整风差不多了，有些同志还要"搬石头"。又是牛永年同志分别与大家谈话，把运动纳入了党领导的轨道。我也成了党发展的对象，人非草木，从此我在感情上越来越靠陇党和牛永年同志了。
    记得有一次我和他聊天，我问他，你年青干部资格老，又一表人才，又照雇大家，据我所知有好几位不错的女同志都对你有好感，你究竞喜欢谁哟？他反问我你说谁合适呢？我说陶仙艾最好。她求进步，热情待人，是贤妻良母的好人，我们都很尊重她。永年同志说“英雄所见略同”，后来他俩成了我校公认的模范夫妻。
    三反结束了，梁维直院长因历史问题被打倒了，调到食堂去管账了。有一天晚上永年同志与我说，我们去看看梁院长吧！我想梁院长原找我谈话，要我去当他的秘书。他现在被打倒了，我的确应当去看看他。于是与牛秘书一同去食堂，那时他还在算账，还未回家吃饭。他得知我们专门去看他时，动感情地与我们谈他的确被日本鬼子逮捕过，但他没有叛变，没有出卖组织，并且早已审查清楚作了结论。牛秘书告诉他，既然如此，早晚定会恢复你的职务的，你是老同志，应当相信组织，不要消极对抗。以后工作也要克服独断专行的毛病。他对同志的同情和鼓励，又使我看到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老同志的革命情怀。
    有一次有一个同志将自己节余下来的几元钱寄给了出身不好的妹妹，因为她家里断炊了。团里批判他丧失立场还要处分他，永年同志当时就说，党的教育政策是批判从严，组织处分从宽，不应处分他。又一次一对谈恋爱的对象，发生了肉体关系，被“捧打鸳鸯”受处分调离了，他后来知道说，可以顺水推舟，让他俩结婚更好些。这些事都反映出了他与人为善的同情心。
     永年同志不仅关心大家的政治生命，而且关心大家的婚姻恋爱。他主动的为年纪大的同志介绍对象，我记得当时就介绍成了几对，所以有人说他是“红绳秘书”。
    1955年，我在人大读研究生毕业时，团支部要我讲一讲《西行漫记》其中的要义，我讲后不久反胡风运动开始。由于我班没有一个与胡风有任何瓜葛和关系的人，于是将历史较复杂的李同学准备揪出来批。李某一看形势不妙，立即“移花接木”，转而首先硬说我如何歪曲了书中的某些内容，于是我被批判了一天。此事立即在我校(湖北财经学院)弄得满城风雨。我回校后就想调到复旦我爱人那里去，我去找永年同志谈思想。他未等我开口，就叫仙艾同志去买点好菜，请我吃饭。并说人大的事他们都知道了，运动吗总是来势凶猛，群众批判总容易上纲过高。你最多是政治警惕性不高，又有点自由主义，以后多注意就行了。调复旦不妥，因为他们都不了解你，档案中又不知装了些什么东西。还是留校好，组织上和我们都很了解你，会全面的看待你，你好好工作，入党问题到时我作你的入党介绍人，你的爱人我们就去函调来。

    永年在我最痛苦的时候的肺腑之言，使我感动得流出了眼泪。一年后学校就真的把慧珍调来了，我也由于有组织的爱护和同志们的关心，愉快地工作和生活了。从此我自然地将永年同志视为兄长和知己了，虽然他那时已经是财院的党委办公室主任了。
    1957年组织上决定永年同志主持反右斗争，此事我在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反党集团事件后问过他，他说作为一个党员，必须无条件服从党的决定和工作，不能用个人的看法代替党的文件和政策。但是在落实政策时必须特别小心，以免犯错误。他说反右当时他也不理解，但落实政策时他主要是将大小报上鸣放大问题的人，特别是民主党派的老人报由党委讨论决定，因为他们反正都要退休了。而未将平时发牢骚和大字报上道听途说的作为定性材料。他说虽然如此，后来才知道右派不是观点右一些的人，而是反动派，是地富反坏右一样的敌人，而且株连到他们的家庭。他说现在回忆起来，他也感到于心不安。永年同志的党性和良心始终同在，使我更深入地认识到一个老共产党人的成熟和可贵。
    无法理解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使国家倒退了10年，人们的良知受到摧残。作为武汉大学的办公室主任的永年同志又“在劫难逃”了。后被下放沙洋劳改农场劳动改造，不幸被牛角杀伤腹部，差点要命。在准许他回家养伤时，我在武昌山洞碰到他，提一小口袋红苕和花生。他人已下形，走几步都喘不过气来。我要帮他拿口袋，他不同意，说什么他还未解放，免得影响了我。我说我不管你解放没解放，你仍是我的老领导和兄长，坚持夺过口袋送他回家了。可敬的永年同志啊！在你特别需要我为你伸出一支手的时候，你还在为我着想，你有一颗多么慈爱的仁心啊！
    1978年，平反昭雪后，永年调回了湖北财院，仍任党办主任。一天，他和副校长带了3个人来到9号楼我住的家，经介绍我才知道他们是财政部的人事、财务和基建司长。永年同志告诉他们，我和慧珍是两个先进党员、两个优秀教师，却住两间学生宿舍共20平方米，中间烧饭，两个儿子住一间并兼饭厅，两口子住一间兼书房，所以你们进不去，也没有地方坐。他们两位如此，其他教师可想而知。后来财政部拨了专款修建了27号楼，永年同志给了我夫妇一套房子，我问他你住几楼，他说仍住老房子。我问为什么？他说他要在那里陪伴仙艾。我说我俩不够资深教授，他说两个副教授，全校只有你一家。党委讨论了，负乘负得正。就这样我不好意思的搬入了27号楼，一直到现在，我还在这里度春秋。每忆及此，我就想起当时为什么没有人互相争夺、扯皮，我们的党风和同志情真是可敬可颂啊！
    以上是我对永年同志的回忆，只可能是挂一漏万，但我这也是真情的流露啊！

                                                         

   王时杰     2007年11月17日读飞月的<<难忘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