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3年全国高教院系调整时，罗章龙先生所在的湖南大学经济系并入PG电子麻将胡了平台财经学院，他本人在财院图书馆工作。
罗章龙先生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党员，青年时曾被毛泽东称之为“三个半朋友”中的一个，是湖南新民学会的重要发起人之一。不仅如此，他还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并参与领导了京汉铁路大罢工。对这样一位有着非凡革命经历的老前辈，我能与他相识，并有一段交往实属难得。但由于当时我的年龄太小，许多往事随着岁月的流失大都忘却了，可仍残留了一些片段深深地印刻在脑海里。
“他是毛主席的朋友”
1962年底，我家从校西区搬迁到校外东区，从过去住平房变更到住楼房，当时的心情特别高兴。外东区宿舍与校园着隔一条马路，在蛇山脚下有两栋建于50年代初期的楼房。楼高三层，楼房的建筑很特别，卧房与厨房、卫生间不在一个层面上。由于全楼的厨房都建在北面，因而在高出三楼卧房的北面就形成一个十五、六平方米的大晒台。而要从一楼上二、三楼，则必须走公用台阶从各家厨房前通过。
我家住二楼，老先生住三楼。刚搬来不久，我就发现每到上下班的时候，总有一个个子不高（大约1.62米），满头白发，穿着蓝色中山装的老人从我家厨房门前走过。他手里拿着一根拐杖，上下楼时步履稳健，与他人在楼梯道相遇时总是面带微笑，点头致意，客气谦让，彬彬有礼。
当时学校附小设在校园内，为了过马路的安全，母亲每天早晨送我上学。有一次过马路时与这位老先生不期而遇，都在路旁等汽车过去。母亲上前与他打招呼“罗先生，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老先生面带微笑回应着。母亲赶紧拉着我的手说：“叫罗爷爷好！”这时我才知道他姓“罗”。老先生摸着我的头问：“小朋友，上几年级了？”“一年级”。他点了点头，连声说：“好！好！小朋友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从此，我们俩就算认识了，他每次见到我，叫我“小朋友”，而我则叫他“罗爷爷”。
一天放学后，我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住在一楼李教授的小女儿（华师一附中的学生），她很神秘地对我说：“你知道吗，住三楼的罗爷爷过去跟毛主席是朋友呢！”“真的！”我听了十分惊讶，完全无法将他（一个小老头）与毛主席联系起来。李姐姐则肯定说：“你要是不信，回去问你妈妈。”由于母亲的回答摸棱两可，使我下决心一定要当他的面问清楚。
那时侯小孩子们的玩法即简陋又老土，无非就是一群人在地上弹玻璃球、滚铁环、扔沙包或者放自己糊的风筝。一天下午，我学着那些大孩子从晒台上攀到屋顶放风筝。当风筝飞起来后，便得意洋洋地坐在屋顶尖上一边嗑着瓜子，一边欣赏着自己的杰作。
不知什么时候老先生也来到了晒台上，见我坐在屋顶放风筝，便大声喊我下来。我本不想理他，但又怕他向父母告状，加之还有事情要问他，于是极不情愿地收回风筝，从屋顶翻了下来。
“小朋友，以后可千万不要再上屋顶放风筝了。一来危险，不小心就会摔下来；二来容易踩碎屋瓦，下雨就会漏的”老先生操着尖细的湖南话对我说。
我应付地点了点头，“知道了。”随后，便问道：“罗爷爷，听一楼的姐姐说，你过去与毛主席是朋友，这是真的吗？”
老先生听了这话，微微一笑，认真地点点头，回答道：“是罗！”
“那太好了！”当时我刚担任班少先队小队长，总想组织一些有意义的活动，给大家露一手。李姐姐的话得到了证实后，我便想到请老先生给班小队讲讲毛主席的故事，这不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小队活动吗。
“罗爷爷，既然你过去与毛主席是朋友，那你一定知道很多毛主席的故事。你能不能给我们班少先队员讲一讲毛主席的故事？”
老先生听我这么一说，沉默了好一会，最后总算点头同意了。
我们班有30多人，由于刚刚组建少先队不久，整个小队也就七、八个人。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上完课后，我带着同学来到我家三楼晒台上，听老先生给我们讲毛主席的故事。老先生从怎么认识毛主席讲起，一直讲到他以后又在北京大学与毛主席一起学习，一起生活的事情。虽然天色早已黑了，但同学们都听的十分入神。最后，还是老先生打住了话题，说时间很晚了，大家都要回去吃饭了，以后再跟同学们讲。
请老先生给我们讲毛主席故事一事，后来在学校传开了。当时我很得意，以为会受到老师的表扬。哪曾想，两天以后，班主任对我说，以后不允许我再组织这样的活动。要是不听话，就不让我担任小队长了。至于为什么？班主任没有讲，我也不敢问，但这个问题在我心中一直是个结。
有一次路遇老先生，老先生问我，什么时候再带同学来听他讲毛主席的故事。我吱吱唔唔地说现在没时间，以后有时间再来。此后，老先生就没有再提此事。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我心中的结才算解开了。老先生过去与毛主席是朋友，这不假！但是，老先生曾有一段十分尴尬的历史。在当时的极左年代，这段尴尬的历史就成了他的污点，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总之只要他开口讲话，就是在放毒。我请他讲毛主席的故事，本应是好事，但在有些人看来，他是在毒害青少年，是在夸赞自己，为自己涂脂抹粉，当然就不允许我组织同学再去了。现在回想此事，真是可悲也！
“我没有反对毛主席，也没有出卖党的机密”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一切都乱套了。刚一开始还觉得挺好玩，当红卫兵破“四旧”砸尼姑庵“龙华寺”的泥菩萨时（“龙华寺”离外东区有100米远），我还跑去看热闹。但随着“文革”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当附小的一位女老师自杀后（她的孩子与我同班），就越来越感到不好玩了。学校这时也停课了，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就呆在家里用石膏粉做毛主席像，或是养鸡喂鸽子。
老先生这时也不去校图书馆上班了，而且很少下楼，整天呆在房间里不是看书，就是伏案写材料，有时也去晒台上走走，或是搬把藤椅坐在那里，紧锁着眉宇，久久地望着对面的蛇山沉默不语。遇见我时，他还主动地向我打听学校里发生的事情。也就在这时，我听同院的大孩子说，老先生历史上曾经反对过毛主席，是叛徒。他过去叫“罗章龙”，现在改名叫“罗仲言”了。听了此话，我对老先生过去的好感顿时消失了，反而觉得老先生是个坏人。但随后发生的事，使我改变了这些看法。
一天中午，我正在睡午觉时，家里闯进来了一群红卫兵，翻箱倒柜，进行抄家。我在隔壁房间里听到，红卫兵拿着抄出来的几封潘梓年写给父亲的信，对他进行责问：“大叛徒潘梓年为什么要给你写信？你和他之间是什么关系？”
“潘老是我的老领导，我与他通信是向他请教几个哲学问题。”父亲不卑不亢地回答。
红卫兵狂叫道：“什么潘老，潘老的，他是一个大叛徒！你也是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潘梓年是谁？真是大叛徒吗？我不敢问父亲，但却牢牢地记住了“潘梓年”这三个字。
没过几天，老先生也遭遇到了此事。一群红卫兵不仅抄了他的家，而且还把他拖到楼下进行残酷批斗。我站在二楼窗户前，看着楼下一大群激愤的人们将老先生包围在中间，不时地被人推来搡去。此时已是深秋，他仅穿了一件薄毛衣，弯着腰，低着头，浑身颤栗，一头白发显得是那么的凄凉。在震耳欲聋的批判和口号声中，他犹如一片树叶在波涛中沉浮。
我从批判和狂呼的口号声中，知道了他的全部“罪行”。1、反对毛主席；2、分裂党中央；3、叛变革命；4、暴露党组织，将党员名单印成传单撒。
老先生病了，而且病的很重，一连数月没有出门，也没去晒台晒太阳。他的老伴张奶奶经常到校医院给他拿药。幸亏老先生只经历了仅有的一次批斗，若再有两次，只怕连老命也保不住了。后来听说他给毛主席写了求救信，中央传来指示不让再批斗了（按“文革”的说法，他是只“死老虎”而已），说他是宝贵的活资料。再后来，有不少人前来找他进行外调，写证明材料。我就遇见过好几次外调人员向我打听老先生是否住在这里。
由于父亲整天忙于接受革命群众的大批判、写检查、打扫校园卫生，母亲也必须参加单位里的运动。而我这时也就彻底“解放了”，自由了，没人再管了。于是，就养了一群鸽子，只要天气晴好，就翻上楼顶放鸽子，躺在瓦上，看着天空中翱翔的一群精灵，沉浸在一种虚幻的享受中。
一天中午，和风丽日，象往常一样把鸽子喂饱后，就赶它们飞上了天，我躺在瓦上，看着它们在天空中自由翱翔。看着看着也就睡着了，等醒过来时才发现，鸽子早已回笼了。于是，起身从楼顶上下来，正准备扶着沟沿往下翻时，突然听见晒台上有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对我说：“小朋友，千万当心，沟沿已经锈了，不可用力过猛，当心摔着。”我抬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老先生也来到了晒台，坐在藤椅里，盖着毯子晒太阳。
看着老先生紧张的神情，我摆了摆手，说了一句“没事”，便一翻身，按住沟沿跳了下来。随后，我走近老先生跟前问道：“罗爷爷，你病好了？”他笑了笑，没有说话。这时，我想起了他的“罪行”，又口无遮拦地问道：“罗爷爷，他们说你反对毛主席，出卖党的机密，是大叛徒，这是真的吗？”
老先生听了这话，沉默了好一会，其表情十分痛苦，最后用一种愤怒地声音，沙哑地说：“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不是叛徒，也没有出卖党的机密！他们这是污蔑！我反对的是王明一伙人。”
王明是何许人也？我当时不知道，也不清楚他为什么要反对王明？老先生见我不懂他的话，苦笑地摇了摇头，无奈地说：“小朋友，你还小，有很多事情你还不懂，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的。”说完，他两眼望着蓝天，自言自语道：“世界上的事情，白的说不黑，黑的也变不白，由后人去评说吧。”
这时候，我突然又想起了潘梓年，于是又问道：“罗爷爷，你认识潘梓年这个人吗？我父亲与他通信，造反派也说他是大叛徒。”
“又是污蔑！”老先生气愤地说：“我认识他，他过去是这个学校的校长，是个好人，共产党员。你父亲与他通信有什么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小朋友，听爷爷说，不要相信这些话。”
此时此刻，听了老先生这番话，真比三伏天喝汽水还舒服。这说明，我父亲是好人，潘梓年是好人，那么老先生也应该是好人。由于父亲整天在挨批斗，听老先生这么一说，我当时在精神上确实得到了一种解脱。
五音不全地唱着“东方红”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造神运动，不知从何时起社会上又突然兴起了“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忠字舞”等荒唐的项目。这些项目不仅在学校里搞，回到家里也搞，人人上阵，不分男女老幼，因为这是表现对伟大领袖的态度和忠诚的严肃问题。
清晨6点半，几声尖啸的哨音把整个门栋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几十口人全都召唤到狭窄的门栋走道上，人人拿着“语录本”，面对毛泽东、林彪的画像，先唱“东方红”，再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随后三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完后，就有人领着大家读几条“毛主席语录”，才算完事。晚上7点钟再重复一遍，一天的表忠心到此结束。就这样，日复一日，没完没了，使人搞的特别腻烦。当时，在学校参加这种敬祝仪式是没办法，若逃避参加，轻者受批判，重者就有可能被打成反革命。回到家里，只要父亲不在，我是能不参加就不参加，尽量逃避。
一个星期天的清晨，几声凄厉的哨音将我从睡梦中惊醒，知道又该起床参加敬祝仪式了。本不想参加，但被父亲硬从床上叫起，逼着我一定要参加。无奈之下，只好去参加敬祝仪式。当我走出房间时，看见老先生吃力的，颤颤巍巍地扶着楼梯扶手，一步一步从三楼往下挪。自从兴起这种敬祝仪式后，老先生从不遗漏，而且每次还衣冠整齐，象是去朝圣一般。往常参加敬祝仪式，都是由张奶奶扶他下楼，今天张奶奶怎么没来？
看他下楼十分吃力的样子，我赶忙上前搀扶他一把，并问道：“张奶奶怎么没来？”
“她病了，起不了床。”老先生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回答道。
“罗爷爷你也是的，身体又不好，干吗每次都要去参加。”
老先生一脸严肃地说：“这是一个政治态度问题。毛主席对革命有大功劳，我祝愿他长寿。”
站在老先生的身旁，看着他那十分虔诚的神态，听着那五音不全，走调变形唱出的“东方红”，我心里十分纳闷，也搞不懂，老先生到底是不是一个革命者？是一个什么样的革命者？
1971年10月下旬，学校公开传达“林彪反革命事件”时，我已是初三学生了，对党内斗争的事情也了解不少。在讨论毛泽东关于十次路线斗争的讲话时，我对身旁两个同学说，第三次路线斗争头子罗章龙我认识，就住在我家楼上。他们俩人不相信，非要我带他们去见识见识。放学后，我带他俩去了我家三楼晒台，等着见老先生。往常只要天气晴好，老先生总是在晒台上坐着藤椅面对蛇山沉思。然而今天，我们等了一个多小时也不见他出来。同学说我吹牛，悻悻而去。
第二天早上去学校时，在路上遇见了张奶奶，问老先生昨天下午怎么没出来活动？张奶奶告诉我说，老先生病了，发高烧，在床上已躺了三天了。不知怎地，当时听了这话心里就感觉很不舒服。于是，放学后拿自己的零用钱买了两斤苹果，上楼去看老先生。
老先生的卧室，文革前我还时常去，以后就没进去过。当我敲门进去后才发现，房间被厚窗帘掩饰的很暗，桌上、茶几上堆了不少书，显得十分凌乱，房间里弥漫着一股十分难闻的气味，老先生盖着被子，半靠在床上，两眼望着房顶发呆。张奶奶走近床边告诉他我来看他时，他好半天才回过神来，无力地，嘶哑着嗓音叫我过去，坐在床头。
“小朋友，谢谢你来看我。”他从被子里伸出手来紧紧地攥住我的双手，颤抖而又凄凉地说：“我不行了，我这次要走了。我这一生犯过很多错误，但是，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是拥护毛主席的。”一阵剧烈的咳嗽终止了他的说话。
这次来看老先生，我不知是出于一种什么举动，也可能是鬼使神差吧。总之，见到老先生这般激动，我也竟被感动了，一再安慰他说：“罗爷爷，你不会有事的，感冒发烧过段时间就会好的。”
“不，这次不一样，我要走了。”他说完便吩咐张奶奶找到一张他的照片，并拿笔在照片后面，颤抖地写下了“赠小朋友——罗仲言”。
从老先生房间出来后，我突然对他的一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的身上有许多说不出来的感受，而这些感受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我，使我很难将当年与毛泽东一起在岳麓山下“挥斥方遒”的他，与病榻上的他联系起来。想当年，他是多么的豪迈，与毛泽东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毛泽东还专门为他赴日留学写诗一首《送纵宇一郎东行》。而现在，他竟变成了一个萎萎缩缩，卑屈恭谦，小心谨慎的人。这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巨大变化，在他的内心要承受多么大的痛苦和折磨。人的变化，真是不可思议！
学校早在1970年底就被撤消了，全校教职工被陆陆续续谴往农村和干校接受改造。父母也做好了被发配农村改造的准备。哪曾想，到了1971年下半年，省里说学校还要继续办，需要留下一些人办学，父母就这样留了下来。
但是，外东区的房子住不成了，因为省报和省歌舞团进驻了学校，而歌舞团的军代表看中了我家住的二楼房间。于是，我家和谭教授一家被逼迫搬迁到校内的平房。从此，我就再没见过老先生。至于老先生赠送给我的照片，也因多次搬家给丢失了。
许多年过去了，老先生的音容笑貌依然留存在我的脑海里，对老先生最后离世前，能有一个相当不错的结局，我感到十分欣慰。因为，老先生毕竟是建党的功臣，为革命做出过许多重要的贡献。 （王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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