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文工团的峥嵘岁月

    2008年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举办世界奥运会喜庆的一年，适值中原大学成立60周年和中原大学文工团成立60周年；1948年既是我青春岁月的开始，是我参加革命的起点，也是我与陶军同志相识60年的开端，我把那以后在文工团度过的那段时间看作是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岁月。

    我在中原大学文工团一年四个月。文工团成立后，第一个任务就是随军南下，到新解放区参加城市接管和文艺宣传工作。

    1949年5月14日，我们从开封出发，到达湖北黄陂，作短暂停留，准备宣传节目。5月16日武汉解放，第二天我们全体团员随解放军乘坐卡车，身着灰色土布制服，一路唱着雄壮的歌曲，浩浩荡荡的开进武汉。进城以后，除了宣传党的各项政策，我们自身也经历了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改变，树立起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

    那年6月，我们去大冶矿区，参观铁矿、煤矿、水泥厂、黄石钢厂。当我们下到煤井底层，看到矿工们在阴暗潮湿的煤层一锹一铲艰难的挖掘那坚硬的煤块，汗流浃背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和人身保障。体验到工人在旧社会成年累月为资本家卖命的悲惨遭遇，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翻身做主人。

    1947年7月，我们去汉口民众乐园进行一个月的宣传演出，用革命的文艺占领群众的文化阵地。在那里我们亲眼目睹了不少名演员吸大烟；一些不知名的杂技演员到夜晚拉客当妓女；还见到几个被卖给戏老板的幼童，放到缸里，人为地让他们成为小矮人当展品的悲惨生涯。旧社会残酷的人吃人的黑暗统治，给我们这些当时十七八岁的年轻女孩留下了触目惊心的印象，对我们树立崭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走上革命征途，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为了让我们体验劳动人民的生活，文工团领导于1949年11月25日分派部分团员到工厂、部队经受锻炼，培养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感情。我被派到裕华纱厂，下车间和工人群众一起生产劳动，了解工人群众的辛勤工作和生活以及他们对文艺演出的需求。

    随着形势的发展，文艺宣传工作日益重要，文工团的领导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帮助我们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包括到隔壁的人民电影院观摩正在放映的影片。有时一天之内观赏两三场电影，然后座谈，讨论分析剧情；有的团员开始进一步学习舞蹈；有时让我们学习作曲。这时我们的任务，除了宣传安定社会秩序和重大事件的政治宣传活动外，就是在业务上逐步实现专业化。当时我被分在音乐组，孔建华是学习组长，当时他的业务有基础，我则是初学者，每天跟孔建华学长学吹笛子，拉二胡。虽然也很努力，但长进不快。因为原来在乐器弹奏方面没有根基，只是喜欢唱唱好玩，可现在是要将此作为一辈子从事的事业，感到难度很大。同处境相似的杨玉洁学友一起交谈，才知道她也有同感。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离开文工团。

    1950年4月初，我接到中原大学校部的调令，离开文艺学院，到教育学院担任学生课余文化娱乐活动的组织领导工作，组织学生排练节目、扭秧歌、打腰鼓，其中所需要的业务资质，仍是一年多的文工团生活所赋予我的。

    文工团从成立到解体不到两年（1949年1月到1950年10月），时间不长，但其间与战友们同甘共苦，一道度过了从学生走上革命道路的珍贵时光，充满着乐趣，留下了愉快、温馨的回忆。

    1948年6月24日，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离开开封古城，随解放军到达宝丰。8月1日，刘伯承同志在“八一”建军节纪念会上宣布正式成立中原大学，将全校师生编成三个大队。我被编在二大队学习，并在女生二组担任组长。记得在我生病的时候，二大队辅导员陶军同志曾陪我到鲁山中原军区医院，到宝丰城里找中医治病。刚走出学校的我，开始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进驻武汉以后，在最初的参观、学习结束后，又经历了在民众乐园宣传演出和到裕华纱厂体验生活，文工团开始进入以提高文艺专业水平为工作重心的时期。当时我被分配在音乐二组，孔建华任学习组长，我是生活组长。生活组长要轮流值日。每逢值日，便要负责全团休息制度的执行。当时，团里有手表的同志屈指可数，记得女同志中只有程式如和郑小瑛等几位同志。而没有手表的我，每逢轮到值班只得向她们借。在当时，从清晨起床、开饭、上课，到开会集合、晚上熄灯，所有的活动都要靠大声叫喊。每到值班，我就喊道“起床啦”、“开会啦”、“熄灯啦”……同志们听到我的河南腔，就打趣地把这些喊声配上音，成了“咪、哆、拉”，然后就开玩笑地高声学我，引起大家一阵哈哈大笑，一片欢乐气氛。这些玩笑和打趣倒是促使我的普通话有了长进。时至今日，当文工团当年的老姐妹相聚回忆谈及往事时，还不免开心地说笑一番。

    同志们之间更多的是在各种工作中同甘共苦。记得当年在裕华纱厂下车间和工人群众一起生产劳动时，我和黄振离同志在纺纱车间，通过向工人师傅学习和勤学苦练，聪明的黄振离很快就学会了接断线头的活儿，不久后我也学会了。那年冬天，供给制下的我们，每人领取了崭新的棉衣棉裤和做被子用的三斤新棉花。下厂后不久就天降大雪，天气骤然变冷，夜晚尤其寒气逼人。我和黄振离挤着睡在一张木板小床上，用一床被子垫着，一床盖着，把棉衣棉裤都盖在被子上，才暖和地度过了寒冷的夜晚。

    战友们对我的关心还表现在个人生活方面。正是在文工团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与陶军同志从相识到相知，在众多领导同志和文工团战友的关注下，后来才成为终身伴侣。

                         从师生、战友到终身伴侣

    我同陶军同志相识是在我加入革命队伍后不久在宝丰中原大学二大队学习期间，我在二大队学习时是女生二组组长，陶军同志是二大队辅导员，工作中有接触。我生病的时候，他陪我到鲁山中原军区医院，到宝丰城里找中医治病，一路上我谈过我的家庭和上学的情况。他的关心使我觉得八路军、共产党的干部对我们这些刚从蒋管区来的知识分子是负责任的。特别是忆及我在开封北仓女中读书时身患痢疾，夜晚从楼上摸黑去厕所往返，无人问津，倍感孤苦伶仃。相比之下，天壤之别。但所有这些，与男女间的感情，毫不相干。

    1949年7月25日，我们全团乘坐专轮去汉口民众乐园宣传演出，中原大学副校长孟夫唐也乘坐我们的专轮去汉口开会。在轮船上，孟夫唐找了我，对我说：“陶军是个好同志，他对你印象不错，喜欢你，你考虑考虑。”我虽然当面没有说不，可心里很烦乱，很矛盾。首先我觉得他年龄太大，是老师，我配不上。其次我还想上学，不愿考虑婚姻问题，再说我对他完全不了解，很苦恼。在此之前，分部主任梁维直也找我，说陶军同志喜欢我，被我拒绝了。为了这事，我与好友黄振离谈心，她觉得陶军是真心的，建议我们可以交往一段时间。到底怎么办呢？

    我对婚姻问题的审慎和警觉态度，事出有因。早在故乡邓县女中读书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有位年长女同学不幸婚姻的遭遇，在我们一班年轻女孩的心中不啻前车之鉴，令人对这类事不能不考虑再三，惟恐重蹈覆辙。

是陶军同志的真情实意最终打动了我。

    还是在裕华纱厂体验生活期间，在天寒地冻的一天，他踏雪从武昌昙花林徒步来到裕华纱厂，见面后把一块手表放在我手里，没说什么就走了。婚后才知道是他出版的《辩证唯物论简明教程》一书的稿费到手后，听说我在文工团值日时总向别人借手表用，便买了一块送过来。

    1949年年底的一天晚上，他来找我，在俞林同志（中原大学文艺学院副院长，陶军同志燕京大学同学）办公室里，告诉我说他要回安徽去看望母亲，谈话中他告诉我说，“父亲1938年在天津去世后，在1940年底参加革命前，我把已经60多岁的母亲送回安徽老家，托付亲戚照管。我这次回去，她肯定会问起我的婚事，老太太很记挂这事。我该怎么说呢？”我说，“你就说你有一个朋友。”他说：“老太太哪懂什么‘朋友’！我说已有个对象，好不好？”我说：“随便你吧。”通过这次谈话，我得知他没结过婚，是独子，有个70多岁的老母。对他有了初步的了解。

    那以后，我们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1950年初，陶军同志提出想把我调到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去工作，说教育学院的学生，课余文化娱乐活动的组织领导工作与文工团的业务是相近的，不会感到生疏，让我考虑考虑。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我觉得这项工作专业要求不高，自己可以胜任，就同意了。1950年4月初，我离开了文工团，到昙花林教育学院报到。

    不久后四月中旬的一天，文艺学院张星原老师（文工团指挥，拉小提琴的老师）突然到教育学院办公室来找我。在办公室隔壁我的宿舍坐下后，他说文工团的赵宝珍同志与迪之同志（文工团副团长）五月一日结婚，建议我和陶军同志也在五一结婚。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并感到自己还太年轻，刚调到教育学院，应该把精力集中在工作上。可他指出，陶军同志已30多岁了。我犹豫再三，才勉强同意五一举行婚礼。

    1950年五一劳动节的晚上，团支部书记高翔学友代表文工团全体学友和团支部参加了我的婚礼。当简朴的婚礼结束，送高翔走时我哭了。我当时的心情与其说是喜悦，不如说是沉重的，因为当时不知道这一步走得对还是错，是幸福的开端还是苦难的开始。

    但事实证明是我多虑了。在那以后我们一同生活了三十八年的日子里，我逐渐感受到他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真挚的爱，他让我攻读马列原著，他教我英语、古诗，孩子上幼儿园时每次都搭公交车或徒步去接送。虽然他工作很忙，行政工作、教育工作、校内外的各种报告，经常是翌晨一、两点钟才睡觉，但孩子们上中、小学时，他每天检查孩子们的作业，有时还签上意见，并尽量去参加孩子们学校召开的家长会。他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我们38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患难与共。在经历了长达十年的磨难以后，“文化大革命”之末的1976年8月30日，他被当时的湖北省委定案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两级。9月28日，他在五言律诗《感赠》中深情地写道：“海内存知己，犹多翼补贤。每匡思不逮，辄济步维艰。梦后同翻侧，黎明惯小言。白头君共老，何恨失机先。”“文革”结束后，他的冤案才得以洗雪。1981年他在巴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代表。次年2月8日，老陶在给我的信中写来两首五言绝句《遥赠》，其一为“风流君熟度，垂老复何心，流水高山曲，终身听一琴。”末句的“琴”字，盖因我的闺名中有此字。其二是“千金共患难，卅载属同衾。无限风波苦，红湖钓叟心。”1982年3月的一封信中又有一首绝句《寄景星同志》，其中的“畸零结发两情绵，以沫频濡数可怜。万里同心君莫恨，海天归箭正离弦。”正抒发了我们几十年间经历苦难，但彼此心髓相通，是虽苦犹甜，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