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览室里的学者前辈

    这是我几年前回忆图书馆读者群中几位老先生的文章，当年和他们相处时我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弹指一挥间，我也进入不惑之年。想起这些老学者，清理着他们用过的书籍，目睹他们夹在书中标签，接触他们签过名的书袋卡，其音容相貌就浮现在眼前。仿佛就在昨天，他们在古籍阅览室里做学问；在昨天，他们在这里为学生解疑答惑；在昨天，他们在电话和我预约他们要的书目。虽然一切的一切都成为过去，都成为历史，但我们没有忘记，没有忘记他们为我们留下的精神食量，为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

    记得几年前的一天，两位金融系的学生来到阅览室,查询侯老先生生前的著作,据说是最近学校安排的一项活动之一。我将侯厚吉先生解放前的著作一一找出，待俩学生拍照后，我又向她们推荐了由张家骧主编的《中国货币思想史》一书。这本120万字的书是在侯老积累的200万字资料及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二人欣喜之下复印了前言部分离去。当时看着这些遗著，十几年前的情景出现在我脑海，往事历历在目。

    那是八十年代中叶，由侯厚吉、吴其敬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获国家级奖。那天，老人喜不胜收，拿着一包水果糖送给我，当时我也真替他们高兴。言谈中，我深感到老知识分子的辛勤劳动被国家和人民承认后的喜悦，也深深体会到他们的不易，的确我是亲眼目睹他们著书的艰难和执着。

    几天后的一日，学校里要为该课题组电视录像，地点选择古籍书库，正好在我这里，有幸看到几位老人的另外一幕，我兴趣万分。下午，侯厚吉、吴其敬、杨堪、张家骧课题组一行四人早早来到古籍库，我一看，一色的新中山装——大概都是平时不常穿，留着重要时候才穿的衣服，个个精神焕发。待电教的姚明等人到来后，我们一起简单的布置了一下场景：一个大阅览台，背后是玻璃书架，里面存放着古籍线装书。阅览台上铺开着各种书籍，要求几位学者时而看书，时而探讨，时而思索等几个镜头。听完交待后,几位老人试演了一番，接着又反复几遍。在一旁观望的我，已经感觉不到这是几个做学问的书生，而是专业演员。侯先生最活跃，他提出不能太死板，几个人应是：一个在书架上找书，一个坐着看书，两个在商量；他就是两个中的一个，商量后，他缓缓站起来，拿着烟，来回走着，思索着；接着其余三人都坐下，有的抽烟，有的取下眼镜，在探讨问题。试排几遍后效果不错，于是正式开拍。你看他们又认真，又自然，棒极了！整整折腾了一下午，还真不错，我印象太深了。

     这就是我印象中的侯老先生，做起学问来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由于学识渊博，文化底蕴厚，在线装书库看书得心应手，信手拣来，全不费功夫。他是我的同事黄秀子老师的姨父，我怎么也不会相信他在生活方面是儿童般的马大哈。据说有次起床，只穿了一只袜子，另一只满床找，找不到喊老伴，老伴赶来一看，发现他一只脚上穿有两只袜子。还有一次，老伴临时外出，告诉书房里的他，注意炉子上烧的开水。随口答应的他，一会儿清醒过来了，急忙问邻家的小孩，水开了是什么样子。类似这样的生活趣闻很多，平时到图书馆来口里总是含着水果糖，象个小孩，但做起学问来可不马虎，一丝不苟，极其严谨，而且效率高。

    1991年侯先生病危，在生命垂危之际，他在自挽联中留下了“回头应有憾，遗篇犹待后归朋”的遗嘱，将自己研究几十年的全部资料、手稿交给张家骧老师，希望他们继续完成货币理论的研究工作，可敬可佩。今日缅怀老人，几代学者前仆后继，在经济史这个领域硕果累累。当年侯老查阅的资料，我一直单独存放在一个的柜子中，总以为待他病愈还要集中使用，最后是张家骧、万安培、邹进文等人接手用之。今天大家缅怀他,收集他的成果,是对老人纪念。学习侯老的人品及扎扎实实做学问的精神，是当今年轻学者应吸取的做人做事准则。

     杨先生可谓是我国会计界德高望重的权威之一。认识他，是1980年进图书馆工作,以后又到古籍书库跟潘同生老师学习古籍管理,杨先生是潘老师的至交,常来书库,与潘老师商讨着为当时的青年教师郭道扬写会计史一书所提供资料等事。对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的馆藏，杨老可谓是了如指掌，听说他曾在图书馆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很熟悉这里的一切，我曾见到过他在装订房装订一本书，那个娴熟的动作和最后装订好的书简直叫人赞不绝口。由于经常耳听目染,对于杨、潘先生在一起的幽默、学识渊博深感佩服。有几次杨先生来馆，潘老师正巧不在，于是他操起书桌前的笔纸留下：“十叩柴门九不开”，随后扬长而去。待潘老师来见到留言，便仰天长笑，口里不断的念叨：“这个杨兄！”文人墨客在一起就是这样打趣逗乐。

    由于我在业务上是个新手，历史、文学的功底薄弱，我不光跟潘老师学习，也很注重每次杨先生来馆的机会。当时的杨先生已是学术界知名人士了，但对我仍然和蔼，每次来都几乎要教一点东西，或者考点什么。如有本古书《吴越春秋》，他要求我就在古籍库里找出所有的版本，当时还真难为了我一下。我除了在目录上查询检索外，没别的思路。最后还是杨先生教我的方法，除了一书一卡检索，找出线装书、旧平装书各一套外，在大部头的丛书里还有收藏，这样又找出了七、八个版本。这是在目录里查不到的，凭基本功，一下子让我感到除了掌握检索古籍的钥匙外，还要具备文史哲知识的重要性。后来，他还为我写了一封信，开了一个书单，全是中国文化史的书目，因他要出差，托学生转交给我。至今回想起来，深感这些前辈的可敬可爱。

     潘老师为了尽快让我熟悉库藏，弄了一块小黑板，经常在上面写几条文学、历史小常识让我背。有时杨先生来了看到后总要提一点建议，由这为话题，一谈就是半天，越扯越远，很有意思。听他们谈话有时感到是一种享受，因为现在再没有这种机会了，就总是回想当年的时光，回想他们聊天的雅趣。

    现两位老人都先后离世，很怀念他们！

 

     转眼刘教授离开我们几年了，每每中午下班走出图书馆的大门，习惯往对面大礼堂前的喷水池扫扫，搜索那熟悉的身影。也就是几年前，耄耋老人刘淑鹤先生在小保姆的陪同下，还经常在水池边晒太阳，已是九十高龄的她,出门散步仍很注重仪表, 时常一身唐装、淡妆,很有风采，认识她的人都知道风采当年的她——学术界女辈强人,五十年代的四级教授,八十年代全国人大代表。在我的眼中,除了她的雍容华贵的气质外,还有她的另一面,那就是做事做人、待事待人的严肃性和认真性。

    那是八十年代末的一个傍晚,我刚吃完晚饭收拾碗筷,门外刘先生一边喊着我的名字,一边敲门进来.我当时极为惊讶的看着她的来访,不知她亲临寒舍有何故?只见她拿出一盒十分精致的巧克力糖盒,笑容可掬的告诉我,她编写的《中国统计史》一书出版了。当时真替她高兴,我拉着她的手边聊边笑边分享快乐。我知道刘先生是一个很严谨的人,此举是高兴之至，从中我也看到了另一面,即我们从事的工作给读者带来的直接影响，不接触不知道,接触后才感到从事史学专业的艰辛。他们出书的周期是很长的,很多东西翻来覆去的校对,一个版本不行,再查另一个版本,直到忠实于史实,往往三四年甚至上十年才出一本书。这本书凝聚着刘先生改革开放后的喜悦和心血,是她晚年学术生涯的又一里程碑，结果是令人高兴的,但过程却是那么漫长和艰辛。我清楚的记得她经常带着老花镜翻阅的线装书《贞观政要》、《二十四史》、《明实录》等书的情景，在使用“元史”和”新元史”中,她教了我很多所不知道的东西。我就是在与这些读者的服务中学到了许多常识,使我在工作的实践中得到了长进,他们是我最好的老师。

回想起这位女学者在图书馆的一幕一幕,有很多感想：她的举止很有修养,无论何时都是轻声细语,十分尊重我们工作人员;要出差了,就将手头上快超期的书还回,自己没时间,交待女儿来还;遇到借的书超期了,坚决缴纳超期款,绝不少一分钱;有时急需资料打电话预约,待书送到家时,那客气反让我不好意思。  

    凡此种种,使我与她的交往逐渐多起来,我们不光在工作上有来有往,也经常拉拉家常,谈谈自己,谈谈周围。久而久之对这些文人学者的风度和为人更为敬仰。不记得哪位名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培养一个百万富翁只需要一夜的功夫,而培养一个贵族却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有些东西的形成非一朝一夕,而是长年累月，是一种文化的沉淀所带来的内在的东西──气质。

 

 

    赵德磬老师是图书馆的“常客”,馆里几代工作人员对他的印象非常深。谈起他,许多人都有故事,这是因为他成果多,用书多且广泛的结果。无论是流通,还是阅览,甚至过去的报刊等部门,凡是跟他打交道的人都知道他的品行。由于他从事的专业是经济史,自然跟我接触的机会更多一点，另外还因为我与他大女儿是儿时的朋友,他夫妇二人又是看着我长大的,因而我们的交往又更深一点。

    记得小时候,很喜欢到他们家去玩,这是因为在他们家有一种很轻松,很活跃的气氛,小孩在一种宽松的环境中就学到很多东西。他大女儿身体不好,经常病休在家,但学习仍然很棒——学习的自觉性在一种良好的家教中早已形成。那时候很喜欢听赵老师俩口子讲故事。记得一个夏日的黄昏,蛇山草坪,我们一群孩子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赵老师俩口子轮流跟我们讲故事。赵老师讲的《大象和蚂蚁的故事》绘声绘色,逗得我们哈哈大笑.现在四十多年过去了,记忆犹新。如今因工作关系,他成为我的读者,我为他而服务,这也也许是一种缘分吧。

    赵老师是一个出成果较多的学者,这是与他孜孜不倦,长期埋头于教学科研的钻研精神分不开的。他有八个书架的书,学校专门为他分了间书房,他说他没有别的爱好,只会做学问,等到他八十多岁做不动学问的那天就将书全部捐给图书馆。赵老师的老伴周老师是一个非常贤惠的得力助手,也是一名知识渊博的学者，她出生大家闺秀,其才识在赵老师的事业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七十多岁夫妻二人仍在做学问的,在我校仅此一家。近两年来,他们在《张之洞全集》一书出版上可是费尽心机。史料的查找校对等大量工作是极其繁琐枯燥的,为此,他们请来了山东退休的妹妹帮忙。在我这个阅览室,他们一坐就是一天,一坐就是几个月,天天如此,月月如此,一个学期,一个学年,很让人佩服。面对这样的读者,我是尽量创造条件为他们提供方便,让他们在图书馆的感觉就如同在家一样。和这样的学者打交道,有一种灵魂进化的感觉,如每次借出的书待还回时,破的被补好了,并且还用纸包着,说是这些书很珍贵；书用多了,他们自己上架,说是书架熟了；需要复印,抱着象砖头样的书一趟一趟往返二楼和四楼,一跑就是多少趟,还不让年轻人帮忙,说是锻炼身体；每天早晨来,和我一起做清洁,打水﹑抹桌子,说是在家也是做；我临时到医院看病,他们帮我为挂失读者盖章,简单处理日常工作,反而说帮我的忙是应该的；听说我小腿风湿,次日从家拿来亲戚从国外带来的保健护腿,让我带上,说是四十多岁要注意保重身体……等等细节不胜枚举。

    和他们工作上打交道已是二十多年了,赵老师和他的学生与我建立的工作关系日益积累而变成友情。有的学生到外地工作后还托人带信问好,有的分配到本地其他学校偶尔见面非常亲热。他前后带过的学生几十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做学问扎实,这些搞史的人在接触史料的过程中的认真和耐心是现在年轻人中少见,这都与赵老师的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记得几年前这些学生往返赵老师家和图书馆之间都使用菜篮子装书,那种竹篮子现在都看不到了,而师生们所出的成果却是精致的,高水平的。

愿赵德磬老师夫妇二人健康快乐，延年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