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首任校长范文澜二、三事

 

 

    范文澜（1893-1969），字仲云，号芸台，浙江省绍兴县人。他生于一个小官僚家庭，5岁入私塾，14岁入本县高等小学，此后相继就读于上海浦东中学和杭州安定中学。1913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文预科，一年后转入国学门，受业于音韵训诂学家黄侃、陈汉章和经学名师刘师培等人，致力于追踪乾嘉老辈，奠定了深厚的旧学基础。1917年毕业后，他曾当过蔡元培的私人秘书，不久辞职，先后到沈阳高师及河南汲县中学任教。1921年至1927年，他又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任教，出版了《文心雕龙讲疏》等学术著作，在文史学界崭露头角。南开时代对于范文澜人生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使一个“耳不闻雷霆之声，目不睹泰山之形，自安于蚯蚓窍里的微吟”的“老学究”，自觉走上了爱国救亡的道路。导致这一转变的契机是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 “五卅运动”用血的事实驱使着范文澜走出书斋，关注现实社会。“‘五卅’运动起来，才打得我半动。我开始知道帝国主义的凶恶残忍，非轰跑它不能救中国。我参加天津市民大游行，从出发到回校，没有掉队，嗓子叫哑了。”可以想见，当范文澜随着游行队伍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那一刻起，他也为自己的人生找到了新的追求——为民族的独立、解放事业而奋斗。随后，范文澜开始大量阅读有关新思潮的文章，并“开始改写语体文，用些新名词”。1926年，在地下党员的影响帮助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南开支部书记，从此他把自己的学术生命自觉地同谋求民族解放联系在了一起，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革命斗士。
    1927年5月，为躲避迫害，他离开天津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等校任教。当时因天津党组织遭到破坏，他与党组织从此失去了联系。但他仍然积极参与北京地区党的外围进步团体活动。1930年、1934年曾两次被捕，都因北大校长和其他几位教授的联名营救而获释。这两次生死磨难并没有使范文澜退缩，相反却令他进一步看清了反动政府对的反动面目，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念。为抨击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唤醒民众救亡图存的意识，为伸张正义、弘扬民族气节、歌颂历代仁人志士，他以张骞、卫青等25位历史英雄人物为题材，以孟子名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为题旨，参考正史及其他官私记载，撰写了著名历史读本《大丈夫》一书，深受民众喜爱。

 

    1936年范文澜移居开封，在河南大学任教。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震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中华民族再也无法忍受强敌的蹂躏，进入全面抗战时期。范文澜在全国汹涌的抗战热潮和饱满的爱国热情的驱使下，写下了数量甚多的政论、杂文，或进行抗战动员（如《论团结一致》）、或分析形势（如《对于持久抗战的几个肤浅意见》）、或发动民众（如《〈游击战术〉序》），篇篇都是有力之作。

    当时，他还积极投稿中共河南省委领导下的《风雨》、《经世》刊物宣传抗日，并亲自参与主编《经世》半月刊。这两个刊物，对河南团结救亡力量，推动救亡运动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范文澜间接向中共河南省委提出筹办抗战讲习班。训练对象主要是河南大学和高级中学的青年学生。当时的中共河南省委文委书记，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王阑西后来在他的文章中回忆到：他的这个提议“很快便得到河南省委（注：指中共河南省委）的支持，动员河南大学的秘密共产党员参加。组织上由我联系。”当时物质条件很紧缺。为找寻一个合适的上课地点，范文澜把妻子孩子安顿在豫西南的一个小镇上，将自家的房子也腾了出来。讲习班顺利开学。王阑西在文中写到：“范老亲自讲课。省委几个同志也去讲过课。”在课程安排上，“他还提出上《游击战术》课。省委派了新四军留守处的马致远同志（即刘子厚同志）去讲《游击战术》课。范老通过这个讲习班，组织起了大批青年。”。范文澜的儿子范元维也这样回忆到：“训练班的课程，一个是民族气节教育，由我父亲主讲。主要是讲我国历代民族英雄的事迹以鼓舞斗志。……最主要的课程是游击战术，由马致远（即刘子厚）主讲。由于讲课内容紧密结合当时抗日武装斗争的需要，丰富生动，所以吸引了大批有志抗日的青年，纷纷报名前来参加学习，学员人数迅速增多，当时的学生后来不少成为党在河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

    1937年12月训练班第一期学员结业，根据省委意见，范文澜等人从班中挑选了90余人组成农村工作服务团，深入豫中、豫南地区广大农村，通过演讲、演剧、张贴标语等方式，开展抗日宣传。团员们每到一个村寨，便找些老人、妇女、儿童聊天，稍微熟一点，便陪同他们一起干活，烧火、洗衣、带娃娃，样样都干，很快同群众建立了感情。之后的宣传工作更是顺利，不但大街小巷贴满了抗日宣传画，而且每次演出，剧场都座无虚席，连通道也挤满了人。人们还主动要求教唱抗战歌曲、开办补习班、参军打游击等，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服务团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亮。就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当局采取破坏行动，1938年3月，教育部下令，命范文澜等几位河大教授离开服务团，回校授课。范文澜等为了更长久的革命斗争被迫离开了服务团，至此该团的工作也不得不告一段落。最终《经世》半月刊也被迫停刊了，讲习班也只办了两个月不得不结束。

    1938年6月，开封沦陷，《风雨》周刊也遭停办。范文澜在这段时间写文章、办讲习班、作演讲等等所有这些抗日救亡活动，对河南这个时期的抗日运动，产生了很好影响。

 

 

    范文澜之前虽因故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而脱党了，但他还是坚定自己的信仰，坚定不移地积极靠拢中国共产党组织，坚决要求重新入党。

    “七七”事变后，范文澜辞职参加了新四军游击队。他先随河南大学从鸡公山移至南阳镇平县一带，不久即到达中共河南省委所在地确山竹沟镇，并很快领导战时教育工作团，在舞阳和湖北襄樊一带进行救亡宣传。在此之前，他还从古今中外著名的军事书籍中挑选了部分具有参考价值的内容汇编成一本《游击战术》，以满足现实战争的需要，该书自1937年11月刊行后，深受欢迎，两个月内便销售了5000余册。这为他在游击区开展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时在鄂豫边区和襄樊一带的第五战区的李宗仁邀请范文澜去参加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对此，王阑西回忆到：“他要我征求省委的意见，省委同意他去参加。在这段时间中，他两三次到竹沟向河南省委（当时改为鄂豫边区党委）谈工作，按照省委的意图在信阳、桐柏一带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也帮助襄樊、南阳一带的救亡活动 。他到竹沟谈工作的时候，我和当时省委（区党委）书记朱理治同志、组织部长陈少敏同志谈到他的入党问题，都认为他完全可以入党。由于他在五战区进行统一战线活动，为了工作上的方便，决定把他入党的时间再推迟一些。他在信阳活动，一直到一九三九年春季。这几个月中，范老深入群众，作抗战动员，足迹踏遍了桐柏山区。” 他被人们盛赞为“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

    1939年春，盘踞信阳一带的日寇不断向周围侵犯，形势紧张，在信阳、桐柏一带的游击队流动性很大。范文澜在省委和信阳县委的一再劝说下，从信阳回到确山县竹沟镇河南省委（中共鄂豫边区党委）机关。王阑西介绍说“范老到竹沟镇后，生活虽较在信阳游击区流动性少了，但生活是极端困难的，跟所有战士一样，每天六分菜金，与刘贯一、王思九、夏农苔三同志同住一间暗淡无光的房子。” 面对残酷的战争环境和艰难的生活条件，范文澜毫不在意，反而自豪地说：“当了二十几年的仅凭出卖教书技术吃饭的‘教书匠’，现在竟升级当‘教员’，成为群众的一分子，可以和群众彼此自由地交换智识了。”正是这种谦虚乐观的精神和他高超的组织能力，以及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使他在河南抗日民众及新四军干部战士中赢得了崇高的威信。

    这年9月，在国民党甚嚣尘上的反共声中，他在河南省确山县的部队上重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几乎同时，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做出批示，决定将其转移至革命圣地延安。这令范文澜异常兴奋，能到全国瞩目的抗战指挥中心去施展才华是他梦寐以求之事，此番心情在他记述刚到延安时的文字中可见一斑：“我‘过五关斩六将’，冲破若干险阻，居然走到‘寤寐求之’的边区了！快乐得把铺盖丢弃在汽车上。多么光明的边区啊!我到边区了！我清算过去四五十年的生活，一言以蔽之曰烦恼，现在开始清爽快乐的生活了！”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1940年1月到延安后，范文谰担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开始组织编写《中国通史简编》；次年担任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曾在中央党校讲授《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又次年调到中宣部工作，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国民党反动派投降主义的文章。抗战胜利后，他离开延安，先后任北方大学校长、中原大学校长、华北大学副校长、华北人民政府委员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历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后改名近代史所）所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68年7月，为了尽快完成毛泽东、党中央要他把中国通史写下去的重托，他抢时间，赶任务，以至犯病也不愿住院治疗，不幸于1969年7月29日病逝。去世时书桌上还放着未完成的遗稿。他一生最有影响的著作是《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其重要论文大都收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的《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

 

 

                                                             （作者： 符少华）